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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廷和政府，本身也是靠需求來推動的，對於封建王朝來說，它們最大的需求便是保證統治的穩定和家天下的長久，而科學技術和工業的發展，對達成這個需求幫助很小，反而有很大的可能會危害到封建王朝的統治。
比如那開啟工業革命的珍妮紡織機，生產效率能頂得上數個工人，對於英國這種掌握著海外貿易商道和航路、能夠不斷擴大海外市場的國家來說是一件聚財的利器，但在古代封建王朝市場相對固定的情況下，就代表著多一個先進的紡織機，就會多數個工坊的工人失業。
對於人口上億的中土來說，鋪開新技術便是要砸掉數十萬人的飯碗，而新技術帶來的經濟利益，卻完全不能彌補這些失業工人的損失，靠著一些新技術多賺幾十萬兩銀子，卻搞出數十萬人的民亂甚至大規模的起義，這種得不償失的事，一個智商正常的君主都不會去做。
即便是拋開失業工人這一塊，新技術鋪開後引發的工業化發展，也會培育出一批批的資本家新貴，這些人擁有大量財富，必然會追求自己的政治地位、要求相應的體製變革，甚至直接威脅封建君主的皇位和家天下的製度。
正因此，從奧斯曼到莫臥兒、從中國到日本，隻要是擁有穩定的封建製度的國家，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壓製科技和商業發展的道路，有推動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時間和閒錢，為什麼不把這些時間和錢糧直接花費在修河堤、賑災荒之上，消滅掉起義的隱患呢？
中國還最為特殊，擁有著曆史最悠久、最穩固的封建王朝時代，又正好碰上了滿清入關、以小淩大的局麵，滿清得國不正、以小族統治大族，就要想儘一切辦法把可能的隱患扼殺在搖籃裡，更不可能允許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這種不穩定因素存在。
而滿清又充分吸取了明亡的教訓，君權**達到兩千年來的頂峰，政策執行和有效統治也達到了封建時代的頂峰，讓大陸不像日本那般，還能靠著一兩個大名進行一場倒幕運動就能引領國家走向近代化。
隻有混戰中的歐洲，你不進步就要挨進步的鄰居的毒打，為了保命，隻能不顧一切的往前走，從私人到國家，都在不停的推動著科學革命，最終數百年的成果積累，才引爆了工業革命、徹底拉開了與世界的差距。
吳成之所以對海外如此看重，根源就在此處，他一手創建的大熙，實際上是個拔苗助長的國家，如今在襄陽府等地試行的三年小學堂製、村寨選舉製、老幼接濟製、醫療防疫製、還有未來準備籌辦的議事會和科學院等等，這些政策和製度的推廣和施行都需要龐大的成本，如今隻能在大熙治下的部分地區小規模施行，就是因為大熙冇有足夠的財富錢糧能夠支撐。
吳成心裡很清楚，如果他不走向海外、不掌握貿易航道，不能從海外掠取巨量的財富供養國內以完成一定的原始積累乃至科學革命，不管自己這一代如何努力，後代必然還是會逐漸走上封建君主家天下的道路的，他的這些政策和體製，如今大多還是一個架子，若是冇有巨量財富的支撐和推廣，便永遠都會淪為空架子，頂個名字，實際上和廢棄了冇什麼區彆。
就像當年明成祖的下西洋一般，人亡政息。
所以他需要海外、大熙需要海外，他需要在海外進行殖民擴張，用海外的殖民地去安置國內那些因為科技革命和近代化過程而失業受損的工人和農民，將其副作用控製在一個可接受的範圍內。
他需要掌握海貿商道，需要有一支龐大的艦隊去敲開一個個國家的國門，給他們送去自由貿易、給國內的工廠帶來大量可供傾銷的市場，市場越大、工廠越多，在科技革命乃至工業革命發生的同時，也有足夠的崗位去接納那些失業的工農。
他需要海外貿易和工業發展中積累的巨量財富餵飽一個個資產階級的新貴和資本家，讓他們有足夠的實力把持著上議會、抗衡兩千年來的**君權和傳統倫理體製，讓他們有底氣要求變革、甚至推翻吳成的後代，在大熙的基礎上，引領著整個民族走向近代化。
他需要巨量的財富把義務教育、醫療體係、選舉製等製度推向全國，讓萬千百姓都習慣這些政策、把它們當作自己與生俱來的權利，當吳成的某些後代和守舊的勢力想要複辟傳統的**君權和家天下時，就要麵對成千上萬失去權利後憤怒的百姓。
他需要一個刺激著中土國家不停進步的理由，就像歐洲諸國那般，所以他纔會定下王爵外封的製度，不單單分封自己的子孫，還會將一代代功勳卓著的異姓王分封出去，讓這一個個海外封國引領著當地土著的發展，用國家間的競爭逼迫中土國家隻能不停的進步。
吳成從一開始就不想讓大熙成為另一個封建王朝，重複著中土兩千餘年的治亂循環，在他心中，大熙應該是中華民族走向近代化的過渡，正因如此，他纔會在政策規劃之中搞出那麼多拔苗助長的政策，也正因如此，他纔會想在稱帝之前製作一本《總憲》，讓後世的人們能夠從法理上直接否定君權的神聖性。
至於大熙能不能在近代化的浪潮中挺過去、子孫後代能不能守住皇帝的位子，吳成絲毫不在意，若是能避免日後百年屈辱的下場，獻祭掉自己的後代食古不化的那些子孫又有何不可？
隻是這些籌劃不能對外人說，否則傷的便是吳成自己的威望，吳成如今還隻能扮作一個對海外有極大興趣、一意孤行的君主。
鄭芝龍自然也冇法瞭解到吳成的心思，隻能輕輕點了點頭：“執政，此事事關重大，在下先回泉州細細盤算一番，您也知道，在下既然亦商亦寇、商重於寇，背後必然是有些合夥的友人、撐腰的官宦，總得和他們溝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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